清朝前期外貿機構為“十三行”。
政策:對外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規定一口(廣州)通商,對外貿易必須通過官方壟斷的代理商“十三行”進行。
直接后果:清朝的外貿政策束縛了中國民間對外貿易的發展,阻擾了中外正常的貿易進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國古代對外政策:
自漢朝至明朝,我國一直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到了明末清初我國統治階級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我國古代對外關系的發展趨勢是由開放到閉關.
具體史實
開放:
⑴秦漢:對外交往的初始階段.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國同西亞和歐洲的通商關系開始發展起來,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繼開通.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訪問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對外交往活躍.日本13次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唐朝文化,唐朝鑒真東渡傳播文化;新羅派使節和大批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舉制.雙方貿易往來頻繁,新羅物產居唐朝進口首位.唐朝時中國同天竺交往頻繁,貞觀初年,玄奘西游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記》
⑶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⑷明朝:對外交往由開放走向閉關.前期國力強盛,明成祖開始派遣鄭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由于我國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國社會變革的非常可貴的開端。最值得重視的是它提供了一個東方傳統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典型。無論其成就或失敗,都蘊藏著足以啟迪后人的東西。 最大成就是經濟自由 竊以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經濟自由。這樣說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傳統或中世紀中國沒有現代意義的自由。 中國人獲取自由是由經濟領域開始的。就傳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人當然可以經營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可是,有個障礙迎面而來: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大清律》承襲傳統,明確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禮也。居喪則兄弟猶侍乎親也,若遂別立戶籍,分異財產,均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財。”
這是嚴重壓抑經營積極性的規定。更為嚴重的是清政府為新經濟的發展設置了種種障礙。突出的表現是辦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業,一律實行批準制,往往相應設置壟斷特權,不準民間資本自由進入。 例如,19世紀國際貿易的主導商品是紡織品。它和鴉片是19世紀中國外貿入超的主要因素。為與外商爭利,70年代開始,朝野有關人士就著手籌辦紡織廠。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開車生產,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棉紡織廠。從1876年李鴻章批準籌辦起算,幾經折騰,整整歷時14年。1880年,為辦這么一個廠,李鴻章特地上奏,并經皇帝批準,給予該局十年專利,“十年之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
1888年張之洞在廣東籌設織布官局,不得不致電李鴻章協商:“閱《申報》載,上海布局經尊處奏準:‘十年之內,不準另行設局’;是否專指上海而言?粵設官局本與商局有別;且進口布多消旺,斷非滬局所能遍給,粵給粵用,猶恐不給;當不至侵滬局之利。望速電復。”[vi]李鴻章的答復是:“粵設官局,距滬較遠,似無妨。”
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雙方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李鴻章和張之洞是當時權勢最大的兩位總督,在人治社會官場文化的氛圍中,矛盾順利化解了。 但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其他人辦企業,就沒有那么幸運了。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二品大員。黯然回國退休后,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到這么一件事:“輪船之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
清朝外交簡史外交,清朝稱“洋務”或“夷務”
下面分三個時期介紹清朝外交方面的發展情況
關 外 時 期 政治是目的,外交是手段
努爾哈赤在不同時期因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外交手段也不同
統一女真部落的過程中首先使用了“遠交近攻”策略
他從蘇克素護河部開始由近及遠地攻打各部
統一女真族時,與蒙古和朝鮮保持友好關系,與明朝保持君臣關系,向明朝進貢,與明朝保持貿易往來
在統一海西四部過程中,努爾哈赤運用了聯姻手段,與葉赫和烏拉兩部都建立了婚姻關系
努爾哈赤與弟舒爾哈齊娶烏拉首領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為妻,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布占泰
努爾哈赤還娶了葉赫部首領楊吉砮的女兒為妻
楊古砮死后,努爾哈赤沒有因姻親關系給楊吉砮的兒子納林布祿任何讓步
最后他們還是兵戎相見
萬歷四十七年努爾哈赤贏得薩爾滸戰爭勝利,接著攻占沈陽、遼陽及遼河地區70多個城堡后,天啟元年(1621)后金成立后,他又有了奪取中原的企圖
為了爭取時間做準備,這時努爾哈赤又要與明朝和談
閏四月二十二日,他讓釋放而歸的張儒紳、張棟、楊希舜、盧國仕四人進關對明朝廷說,明朝應承認后金,并要求派人到后金進貢談判罷兵
明朝決心圍剿后金,乃東聯朝鮮,西結蒙古,對后金構成包圍圈
努爾哈赤利用外交打破這種包圍
他多次派遣使者赍書朝鮮,希望朝鮮“不事南朝,子子孫孫,永結盟約
”然而朝鮮沒聽他的
皇太極即位后充分利用外交為其擴張的政治服務
他的目標與其父一樣是占領中原,統一中國
天聰四年上諭,表示要實現“打開山海(關),通我后路,遷都內地,作長久計”的計劃
要實現這個目標,他首先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鮮,斷明朝羽翼
努爾哈赤死后,明遼東巡撫袁祟煥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為窺視后金前去吊喪,皇太極利用這個機會遣使者回訪
袁祟煥表示愿意講和,讓使者告訴皇太極
因為朝鮮拒絕努爾哈赤提出的雙方結盟的建議,皇太極下決心攻打朝鮮
為絕明朝從后牽制之患,便利用這個機會派遣方吉納、溫塔石到寧遠表示愿意講和,并給袁崇煥開出一張禮單,要求明朝“以黃金十萬兩,白銀百萬兩,緞匹百萬,毛青細藍布千萬匹饋送之后,以為和好之禮
”禮成之后,后金“以東珠十顆,貂皮十張,人參千斤送爾
爾則以黃金一萬兩,白銀十萬兩,緞十萬匹,毛青細藍布三十萬匹送我
”三月五日,袁崇煥與李喇嘛各寫了一封信,要求后金接受和談條件,遣使臣杜明忠給皇太極帶去,業已降服朝鮮的皇太極馬上板起臉,于四月八日回復中逐條批駁他們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故昭梿《嘯亭雜錄·太宗伐明》說:“天聰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與明巡撫袁祟煥書,申講和議
崇煥信其言,故對莊烈帝有‘五載復遼’之語,實受文皇紿(di,欺騙)也
”元年(1635)三月,皇太極派阿敏進攻朝鮮,降服朝鮮后就以袁崇煥“修葺城墻,潛圖侵逼”為借口,攻打錦州,遭重創
增兵攻打寧遠,又遭重創,史稱“寧遠大捷”
這件事使皇太極清醒地認識到,他需要一段時間把后金的事辦好才能奪下中原
他又玩起了和談花招,先后于天聰元年十月二日給祟禎帝寫信,二年正月給寧遠總兵祖大壽寫信,給明廷諸臣寫信,三年正月十三日致書袁崇煥,都是講和
五月十一日,五次派兵越過長城,掠奪明邊
在這期間,他多次提出與明朝和談,他覺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談
皇太極把明朝作為主要對手,而對農民軍取避讓方針,多爾袞按照這個方針,于順治元年正月寫信給李自成農民軍,表示“協謀同心,并取中原
” 皇太極三次派兵征服了漠南蒙古,蒙古與后金形成內附關系
兩次派兵征服朝鮮,朝鮮成為清朝屬國,稱臣納貢,四年朝貢一次
這個時期外交政策由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制定
外事由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負責
入關后到鴉片戰爭 入關后到鴉片戰爭這個時期,清朝外交有如下特點: 第一、以實力為自主外交基礎
順治年間,俄國向我黑龍江流域擴張,先后占領尼布楚和雅克薩兩城
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康熙帝先后兩次派兵進攻俄軍盤踞的雅克薩,把他們打痛之后,派遣索額圖等與俄國以戈洛文為首的代表團談判邊界問題
索額圖義正詞嚴地駁斥了俄方企圖多占我土地的無恥讕言,簽訂了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
雍正年間,中俄就中段邊界談判,中方代表隆科多對俄南懷仁獻給康熙皇帝的銅鍍金天文望遠鏡方代表薩瓦戰爭威脅不示弱,與之力爭
后來簽訂《布連斯奇條約》,規定了中段中俄邊界
第二、與清朝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迅速增加,清朝成為宗主國
隨著清朝的強大,四面八方的國家紛紛前來與清朝建立關系
到乾隆時與清建立關系的國家已有44個
先后成為清朝屬國者,除朝鮮外,還有琉球(順治十一年)、越南(順治十七年)、緬甸(乾隆十五年)、暹羅(順治九年)、南掌(雍正七年)、蘇祿(雍正四年)、尼泊爾與錫金(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乾隆五十三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坎巨提(乾隆二十六年)
朝貢密度,大的三年一貢,如琉球,中等的五年一貢,如蘇祿,密度小的,十年一貢,如緬甸、南掌
第三、外交禮節顯尊自大
使臣出訪,屬國國王派陪臣三跪九拜迎接
宣讀詔飭,國王率陪臣三跪九拜,讀畢也要三跪九拜
屬國使臣覲見清朝皇帝必須三跪九拜
與清朝僅是一般關系的國家,其使臣覲見清朝皇帝也要三跪九拜
順治十三年,俄國使臣巴依科夫率團到北京,不向順治帝跪拜,遭到拒收禮物并遣返的懲罰
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帝時,馬戛爾尼拒絕三跪九叩,最后允許他按覲見英王禮單膝下跪,這是惟一的寬大
后來英使阿美士德訪問中國,欲覲見嘉慶帝,因為拒絕三跪九拜,嘉慶帝怒而不見,令其歸國
對于西方國家,清王朝也把它們當作藩邦屬國看待
把他們的使臣說成“貢使”,以理藩院管理與他們的外交事務
第四、閉關自守,限制外貿
詳《清朝前期的閉關自守》
第五、對于外國傳教士由信任轉向抵制
康熙朝允許人民信教,外國天主教徒有10萬
對傳教士順治帝和康熙帝還比較信任
順治帝臨終就繼承人問題征求德國教士湯若望的意見
還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正
定三藩期間,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幫助鑄造大炮
康熙四十三年(1705)羅馬教王派多羅為特使到中國,規定入教之人不得祭天、祭孔子、祭祖先,觸怒康熙,因執行這個命令后臣民就只聽教皇不聽皇帝了
四十五年多羅被驅逐,隨后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傳教
乾隆五十年(1785)、嘉慶十六年(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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