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之上,從而導致形成了相對封
閉的文化傳統,也曾經形成了對“行旅”活動存有某種消極
偏見的生活觀念。
《老子》一書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是以“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
種彼此嚴重隔絕的社會生活為標志的。晉代名士陶淵明的
《桃花源記》對于“與外人間隔”的所謂“桑竹垂余蔭,菽稷
隨時藝”的社會生活環境的記述,也寄托著大體類同的夢想。
與此相應的淡漠交往,厭畏出行的習尚,似乎久已成為中國
傳統社會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
盡管民間行旅在傳統中國古代的總體社會生活中居于
相對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進社會文明成熟,推動歷史進
步的積極意義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據說民間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為主要生活形式的說
法,后來孫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與交往作用之重
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說。其實,
早在先秦時代,《荀子·修身》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大意是說,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應當遵循“禮”的規范,
如此方能和諧有序,否則就會導致禍患。這里所說的“食恢、
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謂“動靜”,與
“行止”涵義大體相近。這可以由《周易·艮(gen亙)》中的
一段話得到說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行”和“止”,“動”和“靜”,都要合乎時宜,這
樣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實現。當時人所說的“動”或者
“行”的涵義,其實是包括行旅活動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
的傳統意識中,行旅生活在社會生活總體內容中的地位,似
乎并沒有完全受到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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