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不能指望其貿易伙伴無止境地接受中國出口商品的大量涌入，而中國并不向它們的商品開放市場。因此，遏制工業政策中存在的激進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副作用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而且，中國應當繼續推進 “超WTO”改革，不僅僅局限于當初加入世貿時所做的承諾。中國可以進一步降低已經實施的進口稅，尤其是對工業產品所征收的進口稅。中國應當取消對原材料和農業初級產品的出口控制。

上述意愿中的絕大部分并不在北京的政治議程之上。領導人并不想調整工業政策以及繼續推進超出WTO承諾的改革。后者不僅僅意味著放開產品市場，還意味著要改革受到高度控制的生產要素市場（比如土地和資本）和能源市場（比如石油、水資源和電力）。這些市場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中處于核心位置。這種改革在短期內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情況并不一定會像乍看之下的那么嚴酷。早期的自由化進程已經使中國深深地融入全球供給鏈，因此中國無法承受改革的大步倒退。而隨著北京力圖保持經濟穩步持續的繁榮，北京也越來越無法承受停滯不前所要付出的代價。然而，在找到擺脫這種僵局的方法之前，中國擔任全球領導者的能力將受到限制。這樣的事實要求中國領導人表現出一絲謙遜，否則他們在世界舞臺上將被認為越來越武斷；而希望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和20國集團中發揮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的外國領導人也要現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