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接觸、商談，一直懸而不決的主要原因是條件沒有談妥。

就迪斯尼上海計劃受阻的具體原因，2002年9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就有。報道稱：“迪斯尼公司要求主題公園方圓25公里內不可有高層建筑，并要由迪斯尼公司經營公園周邊大部分餐飲、酒店和娛樂設施，上海市政府方面認為要求過高。”“上海市政府有關官員表示，談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對方要求過高，雖然上海市政府一再讓步，但仍無法滿足迪斯尼公司的要求。”

此外，有業內人士指出，迪斯尼和其他打算進入中國的主題公園基本都選擇一個模式，即主要的現金由中方投入，并且中方還要負責基礎設施投資；而外方投入品牌和部分現金，并向中國收取特許費和管理費。這種模式下，如果超大型主題樂園贏利數十年，中外投資雙方可實現雙贏；如生命周期較短，外方通過建設期收益和剛開業幾年的特許費、管理費和股份分紅收回投資，而中方將承擔幾乎是全部的風險。

上海優勢

對于上海建迪斯尼是否會影響香港迪斯尼，香港旅游業議會總干事董耀中認為，上海建迪斯尼樂園，對香港的影響不大。因為兩地的主題公園定位和營運模式可能不一，配套設施也并不相同，因此不相信二者存在競爭問題。香港旅游還有其他獨特景點，不應過分看重迪斯尼對香港的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蘇偉文認為，由于中國內地市場龐大，加上內地經濟增長迅速，預計需求將能夠支持兩個迪斯尼樂園。美國也建有兩個迪斯尼樂園來滿足市場需求，“一國兩園”有前車可鑒。

一些業內人士也認為，香港迪斯尼輻射整個珠三角，而上海設立迪斯尼，面對的則是富庶的長三角，競爭關系不大。

而一位業內人士從廣東旅行社獲知的情況是，香港迪斯尼只有在黃金周和周末的時候“興旺”，平時門票能賣出黃金周期間的三分之一已經是不錯的業績了。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可以輻射南北，比香港的輻射面更大，加之不需要過海關等程序，因此，迪斯尼在上海建園將可以避免香港迪斯尼出現的平時入園率偏低的問題。

迪斯尼存有私心？

一位分析人士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從春節期間出現的香港迪斯尼“拒客”事件來看，迪斯尼對于節假日期間中國游客的消費能力顯然估計不足。一旦上海開建迪斯尼，這個問題將是迪斯尼能否在中國順利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

而對于迪斯尼與上海市政府商談的建園事宜，有些香港學者認為中國內地應該慎重。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表示，香港迪斯尼樂園開幕不足半年，其第一期擴建還未竣工，迪斯尼便洽談增建上海主題公園，明顯是看準滬港兩地均有意興建迪斯尼樂園，因此在取得香港特區政府投資200多億港元建造香港迪斯尼后，便加快在中國內地增建另一主題樂園的步伐。而香港迪斯尼的營運和票務安排還未明朗化，迪斯尼只顧加快擴充其業務，并沒有考慮兩個主題公園對地區發展的影響，難免有缺乏社會責任感之嫌。

陳文鴻還建議，從國家整體利益考慮，應防止外資“濫用”城市競爭來謀利，有關部門可通過調控土地或其他資源來進行市場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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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理論視野下的人民生活——以30年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變遷為中心

哈工大報訊(唐魁玉/文)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定到2008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整整延續了30年。毫無疑問，無論是從總體上還是細節上來看，我們偉大的祖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點只要我們比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今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期間國家和社會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來。經過改革開放30年建設，我國綜合國力和社會動員及應急能力都有了極大提高。本文將以社會變遷理論視野下的人民生活作為研究的對象，對改革開放給方大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變化進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討。

一、從社會變遷理論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人民生活

眾所周知，在西方社會學理論中社會變遷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和范疇。雖然對此人們看法不一，但是都毫無例外地非常重視社會變遷問題，并將社會變遷作為一個或宏觀或微觀、或動態或靜態的社會事實加以深度描述和學理分析。

1.關于社會變遷理論的幾個概念

按照美國社會學伊思.羅伯遜在《社會學》一書中的歸納，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提出的社會變遷理論包括進化理論、循環理論、功能主義理論與沖突理論。其中，帕森斯所倡導的社會秩序導向的功能主義理論影響較大。他認為，社會變遷不是擾亂社會均衡，而是改變社會均衡，其結果是造成一種新質的均衡，而這種社會變遷的均衡作用分別來自于社會之外和社會內部。并且認為，社會變遷通常是在一個社會變得日益復雜的情況下發生的。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富永健一在其《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則認為，“所謂社會變遷，就是社會的結構發生變化，即結構變遷的發生”。應該補充說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來，為了更好地分析社會變遷，就不能缺少社會結構分析這個前提。如果沒有關于社會結構的意識，社會變遷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認識和充分理解的。

事實上，在對改革以來社會變遷的學理探討中孫立平等學者早就注意到了社會結構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認為，將改革開放引起的中國社會的一系列總體性的結構轉型或結構變遷過程的重要變遷作為研究視角是很有社會學特色的。孫立平教授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在改革之前我國的總體性社會結構中國家幾乎壟斷了包括人們生存與發展機會及信息資源在內的全部重要資源，而且國家對社會生活的控制還有相當任意的特點。然而，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不再是一個具有較強同質性的社會，而社會結構的分化與市場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現出多樣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變遷特征。

2.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生活結構的變遷

這里的“生活結構”是指一種廣義的現代人的“生活體系”。它既包括內隱的生活觀念，又包括外顯的生活場域、生活行動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風格。很顯然，如果我們認同馬克思生產與生活互構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的本質就是人類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的話，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不重視人自身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選擇與生活質量背后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為此，我們在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社會生活變遷進行理論反思時，必須緊緊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實踐”。黃宗智和孫立平在對中國變遷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實踐”這一概念。黃宗智先生在2005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的《認識中國》一文中對比了二者的異同：孫立平的“實踐”主要相對于制度而言的，他的“實踐”則更傾向于理論和表述；孫立平的“實踐”主要指市場轉型這一“過程——事件”，他自己則指整個近現代的長期歷史變遷。

在中國人民日益豐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實踐”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個線索，那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活實踐”。而且正如李伍榮、胡德寶等學者所說：“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但最終落腳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個廣泛、綜合、系統的范疇。它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和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具體應包括經濟發展、物質消費生活、社會進步、人口素質、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全、生態環境與衛生七大指標。這些標準體現出來的是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生活結構變遷的重要方面，是我們今后評價和引導人民日常生活實踐的關注點。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改革開放進程中人民生活的變遷除了受到市場化和技術化等因素的影響之外，還是由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環境基礎決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大經濟體，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家能力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據統計，2007年，我國GDP已達到246,619億元，人均GDP也達到2,460美元。這無疑已成了改革開放進入轉折階段，并使中國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國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舉辦北京奧運會表現出的巨大的國家能力，以及“以人為本”的立國精神和開放心態，都為中國人民生活變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時代背景。

二、從對生活史的梳理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變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居民生活由貧困到溫飽、由溫飽到小康實現了兩次歷史性跨躍，人民物質生活整體上由量的滿足逐步轉向質的提高，由以生存資料消費為主逐步轉向以發展和享受資料消費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閑暇生活日漸豐富，社會流動活躍，價值觀念開放，進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時期，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逐步建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和體制模式的雙重轉換，給中國城市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下面將通過對衣、食、住、行、用和通訊六個日常生活領域的生活史的梳理，從整體社會背景探討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發生的變化。

1.衣：由穿暖到個性化

近30年來，城鄉居民消費生活變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裝。不僅衣著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穿著質量明顯提高，服裝功能也由過去的單純遮體御寒演進為體現個性化的審美意識與塑造自我形象。人們的衣著原料和質地提高，成衣率也不斷提高，購買原布自己動手做衣服的數量減少。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年服裝生產量只平均每人一件，而今高檔商場、品牌專賣店里的國際名牌服裝琳瑯滿目，各種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裝爭奇斗艷，使我國居民服裝綺麗多彩。

2.食：由吃得飽到吃得好

這一變化，首先表現在糧食消費比重下降，表明人民不再為吃飽而發愁。而在糧食消費內部構成中，對玉米、高粱、紅薯等粗糧消費明顯下降，而對大米、小麥等精細糧消費上升。在主食消費比重下降的同時，副食特別是動物性食品消費的比重明顯提高，在對原糧消費相對下降的同時，對加工食品特別是風味、療效、方便食品的消費上升。

3.住：由擁擠到舒適寬敞

城鎮居民住房，由缺房、擁擠逐步向比較寬敞、比較舒適方向發展。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6.7平方米，2005年增加到26.1平方米，增長了2.9倍。住房的質量和配套性也不斷提高。截止2000年末，有68.3%的城鎮居民家庭住上了單元配套住房；74%的家庭居室內有廁所和浴室，84.2%的家庭用上了煤氣或液化石油氣，41.1%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調或其他暖氣設備。農村居民平均每戶使用住房面積由1978年末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末的30.7平方米，增長了2.8倍，人均住房面積中，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占81%，住房質量不斷提高。

4.行：由閉塞受限到舒適快捷

隨著各種運輸設施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交通建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基本形成以鐵路為骨干，公路、水運、民用航空組成的綜合運輸網。各地的城市公用交通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公路汽車擁有量由1990年的10.76萬輛提高到2006年的161.92萬輛，私人汽車擁有量由1985年的28.49萬輛增加到2006年2333.32萬輛，地鐵通車里程不斷延伸，出租車隨叫隨到。這些都極大地方便了居民的出行條件，使居民的生活比過去舒適和快捷。

5.用：由物資緊缺到琳瑯滿目

城鄉居民的用品消費，呈現出以非耐用消費品為主向以耐用消費品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資料為主向彩電、冰箱、空調、微機等發展和享受資料為主，以功能單一、低檔用品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檔用品為主轉化的趨勢。同時，城鄉居民家庭用品的更迭速度明顯加快，經歷了由“老四件”向“新六件”的轉換過程。近幾年又開始轉向以電話、家用電腦、商品房、家用轎車等為主要代表的新的消費“熱點”。耐用消費品大量“飛入尋常百姓家”，是城鄉居民消費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

三、從科學發展觀審視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