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二十日（若屬閏月之年，則為二十二日）的正役和正役之外的其他加役。正役為無償勞動，加役

給予一定報酬，但所得報酬太低，對民間工商業發展不利。

3. 市籍制

對在各級市場內陳列店肆固定經營的工商業者，建立有專門的“市籍”。市籍詳細登錄入籍工商業者的所

有財產，作為征收戶稅（一種資產稅）的依據。這些工商業者，身份卑賤，遭受多種限制和歧視。

4. 供進簿制

唐朝統治者對絲織精品如錦、綾的需求很大，除征調各地能工巧匠在官府織錦坊、織綾坊專事織造外，還

將某些地方的部分絲織巧匠確定為專司織造、專司進貢的專門戶，并登入于供進簿，建立有專門戶籍，進

行特別控制。詩人王建《織錦曲》所云“織錦戶”,就是“名在縣家供進簿”的。

5. 租庸調制

租庸調制是唐朝前期的農業稅收制度，與當時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配套實行。推行均田制時，規定“工

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6]。意思是，工商業戶若地處寬鄉，其授田標準為同地區農戶標準的一半

；工商業戶若地處狹鄉，則不授予土地。顯然，對工商業戶的授田政策不同于對農戶的授田政策。然而，

按照租庸調制的規定，工商業戶卻同鄉里農戶一樣，要按丁負租庸調農業稅，每年向政府交正租¾¾丁租：

“每丁歲入租粟二石”，即每年交納二石粟（或別的糧食），是為租；交正稅¾¾丁調：“隨鄉土所產，綾

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即每年交納二丈絲織品再加

三兩綿，或者交納二丈四尺麻布再加三斤麻，是為調；服正役¾¾丁役（匠役）：每年無償服役20天（若屬

閏月，則為22天），若不服役，則可按每天絲絹三尺的標準，交納絲絹計六十尺（六丈）以作為代役金，

是為“庸”。

6. 地稅制和戶稅制

唐前期，與租庸調并行的還有兩種稅收¾¾地稅和戶稅。地稅制創行于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規定“

畝稅二升，粟、麥、粳、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

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7]具體的交納標準是：“商

賈戶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已上遞減一石，中中戶一石五斗，中下戶一石，下上七斗，下中

五斗，下下戶及全戶逃，……并不在取限。”[8] 除貧窮的下下戶外，工商業戶都要交納地稅。

戶稅制亦創自唐初，按每戶資產的多寡分為九等，依照等級交納資產稅。工商業戶也以資產多寡被區分為

上下九等，按等交稅。法令還嚴禁工商業戶與地方官吏勾結以降低戶等，少交戶稅。如玄宗開元十八年（

730年）十一月，敕令：“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自今已后，不得更然。

如有囑請者，所由牧宰錄名封進，朕當處分。京都委御史，外州委本道，如有隱蔽不言，隨事彈奏。”

[9] 戶稅以銅錢貨幣交納，工商業戶的負擔額比其它民戶也多。

7. 兩稅制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由于均田制遭到廢壞，唐王朝廢止租庸調制，改行兩稅制，又稱兩稅法：“

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

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10]其中“不居處而行

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是對行商交納兩稅的特別規定。這一特別規定實際

上包含著兩層內容：其一，對行商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的戶稅是不計田產的，如此，居于某地的工商業戶

，若無田產，則亦可按三十稅一的標準只交戶稅。其二，居于某地的工商業戶，若有田產，則按兩稅征收

的一般方法，既要交地稅，又要交戶稅。這類工商業戶每年所交兩稅的總額，是對行商征收的三十稅一戶

稅的參照標準。總之，兩稅制下，工商業戶也有交納兩稅的義務。

8. 商稅制

商稅主要包括商品交易稅和商品通過稅等。安史之亂前，商稅稅種很少，稅率很低，不是重要的國家稅收

，民間工商業者負擔不重。安史之亂爆發后，王朝財政極為緊張，開始大規模征收商稅。至德二載（757

年），肅宗下令，“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11]一舉大開稅商之門，并將征稅權交給了地方政府。德

宗建中三年（782）九月，“于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之）”

[12]，商稅稅種驟增，征收力度加大，工商業者的負擔比以前有了大幅增加。

9.商品生產的官樣制

唐王朝規定，各類商品的生產和銷售要符合“官樣”，即官府制定的商品質量標準和規格標準。如規定“

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后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13]，絲織類商品則“有長短、廣

狹、端匹、屯綟之差”[14]，嚴禁不符合官樣標準的行濫、短狹商品入世交易，如規定：“諸造器用之物

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六十。得利贓重者，計利，準盜論。販賣者，亦如之。市及州縣

官司知情，各與同罪；不覺者，減二等。”[15]商品質量規格的官樣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限制性。

10.商品銷售的入市交易制

唐朝規定，作為商品交易處所的市場由官府設立建造，而且“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16]，市場必須設

置于州治或縣治以上的官府所在地的城市中，設一處或者三兩處。唐朝從京師長安到地方州縣的各級市場

均由官府設立，也均由官府管理，有著嚴格的制度規定，被稱為“官市”，是商品交易的合法場所。民間

工商業生產的商品或者商人販運來的商品，必須在官市中進行交易才算合法，并要遵守若干市場管理制度

。

11.商品流通的公驗、過所制度

公驗和過所，是唐朝的路證名稱。唐王朝規定，商人從事商品運輸行走各地，必須持有公驗或過所。公驗

或過所，由商人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經細致審查后批給。在運輸商品途徑政府設立的各類關卡時，商人

要出示公驗或過所并接受檢查。只有這樣，才是合法的商品運輸行為。一件公驗或過所的有效期限大約是

一個月，若過期，商人要再次提出申請，由政府有關部門再次批給。公驗、過所制度是對商品流通領域進

行管理的制度，雖有合理性，但是申請困難、批給謹慎、檢查嚴格，相當程度上增加了商品流通的難度。

12.具體管理上的行會制度

唐朝已經產生工商業行會組織，但行會的行頭由政府指定，對政府負責。行會和行頭也很少有自主權，甚

至不能規定本行商品的質量和規格。唐朝商品質量和規格的規定權屬于政府，已見前述。史料證明，包括

唐朝在內的中國王朝國家時期的工商業行會，不具備歐洲中世紀時期基爾特行會的許多權力和獨立性，而

幾乎完全處在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實際上是政府控制民間工商業的一個工具。

13．民族貿易制度

對與周邊少數民族間的民族貿易，唐王朝制定有嚴格的政策和制度。官方互市和朝貢貿易由王朝政府一手

操控，有關管理十分嚴格。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貿易，必須在由政府設定的互市場所或指定的特殊

區域內，而且必須在政府“互官司”或有關官吏的具體管理下進行，不許私自進行交易，不許破壞邊境秩

序和邊境安全，必須遵守各種規定和制度，如只能使用帛練、蕃彩進行交易，不許大規模進行糧食交易，

不許金、銀、銅、鐵、錢、武器等“禁物”流入周邊民族地區等。

14．海外貿易制度

對與海外諸國之間的海外貿易，唐王朝的管理更加嚴格。國家間的朝貢貿易同樣由王朝政府一手操辦。以

廣州為中心，集中在東南沿海之地的市舶貿易也處在政府的嚴格管理之下，并實行政府優先購買政策。大

致在唐玄宗以前，政府購買由嶺南節度使負責，完成后才允許民間貿易。玄宗即位后，設置“市舶使”一

職，由市舶使與嶺南節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貿易，負責政府優先采購、征收關稅以及禁絕珍異等，并一直持

續到晚唐時期。唐王朝政府對海外貿易的嚴格管理，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